□刘绪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人能够跳出这个樊篱，将自己和历史推上一个新的高度。这种人往往把做官看作是做慈善。19世纪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写这本《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就是想还原出曾国藩的这种精神风貌。
当官好比做慈善，这在曾国藩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他有一颗慈善心。上对下之爱曰慈，人与人之爱曰善。曾国藩深通儒学，熟知《周礼·地官》所载，周王设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国民。司徒之职“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这六职相当于今日之慈善。正是基于慈善心，曾国藩方肯夺情出山，不顾自己毫无军旅经历，没有专业素养，又是一个“三无”(无职守无实权无经费)人员，率领区区一万七千湘人出省征战。论功名，曾国藩早已官居副部级，名动京师，无需借助战争来成就其富贵；论职守，他是一个在家守制的京官，无总督一方之职，无跃马疆场之责。若不是看到国家蒙难之灾、民生凋敝之苦，他完全可以置身度外。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为的都是一种家国情怀。在古代民间做慈善最活跃、最热心的人群是出家人，佛家的宗旨是普度众生，行善济人，曾国藩庶几近之。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衣食住行，无不与寒士相同。
曾国藩有慈善力。做慈善要有本钱，曾国藩的本钱只有两个字，一是富，一是厚。富者，富德。厚者，厚道。曾国藩没有高智商，也没有高财商，但他立定根基，储才养望，苦心孤诣，培养出自己强大的人气。秉承古人“言忠信、行笃敬”的信条，推功让名，成为修德的楷模、为官的典范。他敏锐地把握住太平之乱、外患之切，乃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之大变，提出“卫道”的旗帜，凝聚一干志同道合者，互相切磋，互相应援，移风易俗,以自己的道德涵养影响身边人。
曾国藩有慈善行。以曾国藩的影响力，聚集数万人马并不难。但他始终不敢多招士卒，根本原因就是军饷取自于民。即便最困难之际，他也从不打底层百姓的主意。他与王鑫合不来，原因之一就是王鑫想多带兵，却不考虑兵多费饷。他不多招兵，是不愿加重地方负担，战争刚接近尾声，他立即奏请停征厘金，减轻商民负担。
曾国藩有慈善品。突出表现在他把做官当成做慈善而又让人察觉不到。他从不搞形象工程，也从不张扬其事。他警示儿子纪泽：“散财最忌有名，总不可使一人知。”曾国藩十年征衣，深以“千里萧条，民不聊生”与自己所享之大名不相符为忧，并由此激励加快东征战争进程。
曾国藩留给后人的财富很多。在世时移风易俗，中兴将帅，什九湖湘，名臣能吏，半由其门；去世后，“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到20世纪，他依然是政界楷模。他当官数十年，却走出了个人的小天地，走进了历史的大视野。曾国藩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慈善家。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文艺评论委员会委员。 《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 刘绪义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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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