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前，青年毛泽东先后两次来到北京，历时三百多天。毛泽东在北京的活动，是他从湖南山区走向全中国、乃至后来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对他未来的革命生涯有着深远影响。这也是旧中国千万有志青年苦苦探索、不断追寻救国报国之路的一个缩影。
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是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最初住在老师杨昌济家中，后又搬至景山东北，与蔡和森、罗章龙等七人同住。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居住在位于北长街的福佑寺中。
1、豆腐池胡同15号
杨昌济原住在北京鼓楼豆腐池胡同15号（现为9号），这也是毛泽东来京后的第一个居住地。这是一座两进院落的小型民居建筑，形式是北京最普通的硬山合瓦顶，现在，这座宅院仍保持着当年的格局。院子并不大，南北长不足三十米，东西宽十二米，前院有南北房各三间，后院有北房四间。初入北京的毛泽东与蔡和森就借住在前院南边一间客房里。不久，毛泽东、蔡和森为方便与其他来京新民会会员联系，另觅了新住处。虽搬离了，但毛泽东等在节假日里仍常到这里聚会，或聆听杨先生讲授哲学和伦理学，或一同议论国是。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常在一边旁听，在这里的重逢和相处，促成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佳话。
2、吉安所东夹道7号
离开杨昌济家后，毛泽东搬到了沙滩北大红楼附近三眼井里的吉安所东夹道7号，现为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这里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房2间。毛泽东他们租住的是3间北房中的一间，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小房。房间里的摆设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为使小油灯的弱光照遍房间，只能把它挂在墙角上。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八人就住在这间小房子里。
毛泽东后来回忆在这里居住的场面时说：“我们全体挤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住所狭窄，他们的经济情况也十分困难，当时的房东、左邻右舍常常在饮食等方面帮助这些初到北京的年轻人。据罗章龙回忆当时的饮食条件：“初始，大家在外吃饭，食费昂贵且不习惯，于是商议自行炊爨，各事所宜……尝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锅。北京米贵难卖，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那时生活很苦，大家从中得到锻炼，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虽然生活艰苦，但这些年轻人心态乐观，虽“穷困”却不“潦倒”。毛泽东在回忆中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3、北长街99号
1919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居住在位于北长街99号（今20号）的福佑寺。这所寺庙相传曾为雨神庙，早年曾作为皇家礼佛的专用场所，清康熙皇帝儿时曾在此避痘。屋顶是和故宫相同规制的黄琉璃瓦，设有专门的御道，长期不对外开放，民国时期开禁后，北洋政府时期曾作为班禅驻京办事处。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时，就居住在寺内后配殿。
4、香炉营西横街
除了以上三处居住时间较长的住所外，毛泽东还常频繁出入于香炉营西巷一户人家，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黎锦熙教授的家。黎锦熙也是湖南湘潭人，1911年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毕业之后，任湖南省督秘书，但因不满当局政治腐败，毅然辞去待遇优厚的职位，从事教育工作。1913年他到湖南省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次年春，他们又随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一起转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对毛泽东来说，黎锦熙亦师亦友。黎锦熙当时教历史，这是毛泽东非常感兴趣的课程。他经常到黎锦熙处请教问题，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
1915年9月，黎锦熙赴北京，受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住在香炉营西巷湖南会馆内。毛泽东经常与他通信。1918年至1919年，毛泽东两次到京，都多次到香炉营拜访黎锦熙。黎锦熙总是吩咐家人做好家乡菜款待毛泽东。他知道毛泽东生活清苦，便对他给予多方照顾。1919年和1920年的春节，毛泽东都是在黎锦熙家度过的，可见二人情谊之深厚。
毛泽东两次进京时，正逢在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之下，种种主义、学说纷纷涌入中国，在北京的青年们也热烈讨论着百花齐放的各种思想。经过思考和实践的锤炼，毛泽东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的终生信仰。
第一次来京
“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当年夏天，他和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来到北京。当时作为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会务主持者的毛泽东，到北京是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筹备工作。他精心制定计划、筹措经费、四处奔走，“出力甚多”。
毛泽东在回忆时说：“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毛泽东当时的工作是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将订阅的上海《申报》《民国日报》《京报》等15种报纸夹上去，登记、管理，月底送去装订，并负责给进馆来借读报纸的人登记名字，有时还帮助整理李大钊办公室的书刊报纸等。毛泽东和新民学会在京会员，曾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座谈，所谈多是学术和人生问题，对他们很有启迪。
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能阅读到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毛泽东时常到时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处请教，也常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还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在这一时期“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1918年11月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也研学过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经历使他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正如1949年3月，他重返北京时回忆第一次到北京的这段岁月时，感慨万千地说道：“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指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毛泽东在北大时，接受了许多文化科学知识的训练，特别是新闻和哲学两门学科的训练。他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并在新闻学研究会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毛泽东认为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格的人”。
1918年和1919年冬春之际，毛泽东曾两次来到长辛店，白天在铁路工人中间活动，晚上到留法预备班，一方面深入调查工厂和工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另一方面了解长辛店留法预备班青年们半工半读的情况，协助解决他们的困难。1919年3月，经过半年的学习准备，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从北京到上海乘船起航，毛泽东出京为他们送行，自己却决定留在国内。他认为：“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而他自己，就是要“留在本国”的那部分人。
第二次来京
“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1919年12月18日，离开北京9个多月后，毛泽东为组织“驱张运动”，再次来到北京。
从1918年3月开始担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张敬尧，上台后搜刮民财、增收捐税、勒索军饷、摧残教育、钳制舆论、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激起了湖南全省人民的愤怒。1918年8月，毛泽东主编的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不久湖南学联也被迫解散。当年9月，毛泽东在学生联合会干部中酝酿驱逐张敬尧。1919年11月16日，毛泽东组织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骨干重建学联，决定开展驱除张敬尧出湘的运动。12月，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一场浩大的驱张运动正式开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领导发动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为扩大影响和取得全国各界支持，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易培基为总代表、毛泽东为学界代表的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
毛泽东抵京后，立即四处奔走呼号，积极联络湘籍学生、议员、名流和士绅，成立“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在他的主持下，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12月24日，湖南籍旅鄂学生易礼容等人在武昌鲇鱼套车站，查获张敬尧部私运的罂粟种子45袋（每袋约100公斤）。毛泽东得知后，让易礼容等携带罂粟种子、照片，来北京公布，并撰写讨伐《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檄文，向全国散发。毛泽东重视新闻舆论的力量，开办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白天，他们外出活动，调查访问；晚上，他们伏案整理材料，编辑、撰写、油印稿件，寄发全国各大报社。平民通讯社每月印发驱张文章150余份，送出的稿件每期篇幅不等，多则10页，少则两三页。平民通讯社成立当天，毛泽东发表《〈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在北京《晨报》全文登载。平民通讯社发出的文章越来越多，驱张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北京、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报纸纷纷登载平民通讯社的文章，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形成强大舆论压力。
12月28日，毛泽东组织在湖南湘乡会馆召开“旅京湖南各界驱张运动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有理有据，赢得了阵阵掌声。受邀参会的10位国会议员当场签名担保驱张，并推举熊希龄、范源濂、郭同伯3位议员面呈北洋政府总统、总理，表达驱张决心，参加大会者千余人，声势浩大。
1920年1月毛泽东（左四）在陶然亭慈悲庵同辅仁学社成员合影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湖南辅仁学社在京成员，以及邓中夏、罗章龙、王复生等北大学生，在陶然亭慈悲庵集会，商讨驱张斗争策略。第二天，毛泽东与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名呈文总统，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罪行，指出“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驱张代表团反复向北洋军阀政府强烈呼吁，终无效果，决定做最后请愿。1月28日上午，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带领请愿团，冒着严寒向新华门国务院请愿，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宅第。像这样的请愿，他们先后举行了7次，毛泽东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军阀政府揭露张敬尧的罪行，提出驱张要求。在毛泽东和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和全国的声援下，加之直皖两派军阀的斗争日益激烈，张敬尧最终于当年6月退出湖南。
第二次来京期间，毛泽东一边积极组织开展驱张运动，一边积极探讨对湖南乃至中国实现根本改造的方法。来京之前，毛泽东草拟了一份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抵京后不久，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在1920年1月正式加入这一团体。驱张运动不断发展，也深刻影响着毛泽东对改造湖南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多次与师友探讨改造湖南问题，3月12日，他致信黎锦熙，请教“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并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从“军政”“财政”“教育经费”“自治”等方面阐释建设湖南的条件。
《少年中国》刊登的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消息
第二次北京之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研究苏俄和十月革命成为当时的热潮。毛泽东在京期间广泛接触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人，多次同他们讨论赴俄留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问题。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有兴趣。3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回忆起这段历史，不无感慨地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争斗》（考茨基著）以及《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这些著作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
毛泽东的北京之行，一直处于紧张忙碌的活动和不停的思索之中，生活充实而有收获。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带着对真理的追求和思索离开了北京，继续不断学习理论、探索实践，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