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统治40多年后，末代总督安藤利吉仍在哀叹：“万一敌军登陆，台湾人会不会突起响应，袭击我皇军？”
今天是台湾光复75周年纪念日。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举行。经历半个世纪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重回祖国怀抱。
是日即为台湾光复日。
誓不臣倭
甲午战败，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割台消息传来，台湾民众悲愤欲绝，他们“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
《马关条约》签订一年后，维新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誓不臣倭。1895年之后的整整50年里，台湾岛上的抗日烽火从未熄灭。2012年上映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讲述的就是1930年“雾社事件”。雾社赛德克族领袖莫那·鲁道带领族人进行武装起义，遭到日本殖民当局残酷镇压。
“我时常想，为何我们的先辈宁可一死，也不愿屈辱地活着。或许，这就是对日本文化的反抗。文化没了，这个民族还能剩下什么？因此，仅存的历史记忆一定要守住。”莫那·鲁道的曾外孙女马红·巴丸回忆。
殖民当局从思想上“同化”民众的图谋，亦遭抵制。士绅林献堂以“不读日文、不说日语、不着和服”，表达心向祖国决心。台湾民众被迫改日姓，姓陈的改为“颍川”，“颍川”在许昌一带，是“陈”姓的发祥地。姓“吕”的改为“宫中”，汉字一拆，“宫中”仍是“吕”。
“杜鹃岂有兴亡恨，心血虽干亦自啼”。这是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在《旗山废垒怀古》中的两句诗，表达出对祖国的殷切思念。
1920年，作家连横出版《台湾通史》。在这“（台湾历史）起自隋代，终于割让”的皇皇巨著中，他写道，“‘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欤？台湾三百年来之史，将无以昭示后人，又岂非今日我辈之罪乎？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实式凭之！”
1931年，中日关系继续恶化。连横遣子连震东回到大陆。时震东妻怀孕，父亲嘱咐，若生男孩，起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又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之光明希望”。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台湾总督府在《事变发生后一年间本岛人动向的回顾》中提到：“自事件爆发以来，一部分的台湾人因其民族的偏见，依然视中国为其祖国，过于相信中国的实力，被其宣传所迷惑，反对总督府、反对日本军方的言行在各地流布。各种恶质的流言也不断出现，企图对统治进行反抗。”
殖民统治40多年后，末代总督安藤利吉仍在哀叹：“万一敌军登陆，台湾人会不会突起响应，袭击我皇军？”
降下日旗
血与火的14年抗战。
台湾，1945年8月15日上午。朋友告诉医生吴新荣，中午将有日本天皇的重要广播，很可能是日本投降。入夜，友人带来确切消息：日本无条件接受投降了。
送走友人，吴新荣拿出《中山全集》，堂堂正正地放在书桌上阅读。第二天一早，他走进家中防空壕，拿出因为蔽藏太久已布满尘土的祖先灵位，焚香祷告日本投降消息。从这天起，吴新荣开始用中文写日记。之前，他的日记都用日文。
日本投降当日，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为连横遗著《台湾通史》作序中写道，“自开罗会议决定台湾复归我有……今竟重光台湾，雅堂（连横）有知，亦可含笑于九泉矣。”
全台掀起汉语热。
《台湾新报》副社长兼主笔的日本人伊藤金次郎在《台湾不可欺记》中描述这种热潮：许多人在街头挂起黑板，面向围拢来的临时学员就地传授汉语。在当时，只要有会汉语的人，不管标准不标准，都会有人围着他学。
此时，北京大学语言学家魏建功教授，以“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身份来台湾推行汉语。他编订“国音标准汇编”，作为台湾推行标准国语的依据。
9月14日，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携带国旗驾机飞往台北。飞机抵达台北机场前低飞一圈，市民仰望天空，雀跃欢呼。一下飞机，张廷孟就令前来迎接的总督安藤利吉降下机场上的日本国旗。太阳旗旋即消失，中国国旗迎风高高飘扬。
10月15日，《台湾新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全省待望之中国军队，今天将登陆于基隆。”台湾民众闻讯蜂拥至基隆码头迎接。
10月17日11时30分，中国军队抵达基隆码头。次日，大部分官兵乘列车前往台北。而在台北市，从8时起火车北站就已人山人海，学生表示“不等到中国军队到来誓不回家”。14时40分中国军队进入台北，受到市民夹道欢迎。
当时有不少庆祝光复的对联，选录台北、台中两城的几副：“自有生民怀故国；不堪遗老话前朝。” “万里东来，特为同胞除桎梏；十年西顾，惟期祖国克艰危。” “为己国之河山，不辞卧薪尝胆；登斯民于衽席，何异起死回生?”
国土重光
1945年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市中山堂（公会堂）举行。
9时，各方参加人员陆续入场。10时，礼炮齐鸣，典礼正式开始。国民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宣布：“台湾日军业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投降，本官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转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之命令为台湾受降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将军受领，希即遵照办理。”
有史料记载：安藤利吉体肥，头大，顶秃，一言不发，垂头丧气，执笔签署降书，即时退席。
之后，陈仪即席广播：“此次受降典礼，经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均已顺利完成。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我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台湾现已光复。”
当天15时，台湾各界在公会堂举行光复庆祝大会。当时记载，台北40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
194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宣布“台湾人民（包括汉民族及土著高山族）原系我国国民，因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卅四年（194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也是在1946年。林献堂组织“台湾光复致敬团”前往南京，并于9月12日前往西安，后在耀县遥祭黄陵，“仅以心香祭品遥祭于我民族奠基远祖轩辕黄帝”，曰：“台湾六百五十万同胞，脱离日寇统治，重归祖国版图”。
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北美华人社会科学家协会”在美国举办学术研讨会。一位听众问历史学者许倬云，中国抗日付出这么大代价，意义究竟是什么？许倬云答：“中国争到了国格。国格是一个国家对本身肯定的一番自觉，及一份由此而生的尊严与自重。”
这位经历沧桑的老人极带感情地说：“这是百年屈辱后，中国咬着牙、吞着血拼出来的国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