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一种少见的方式，向蒙冤者表达歉意。9月7日，该院在亳州市委机关报《亳州晚报》上刊登一则公告，为“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安徽省高院的做法，在全国是不是首例难以考究，但确实少见。人们常见的是，洗冤难，索取国家赔偿难，要个口头道歉也很难。但是，在这里，安徽省高院不但给付了赔偿，还郑重其事地登报道歉，彰显出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和诚意，令旁观者也不禁啧啧称赞。对于被冤屈者来说，国家赔偿能够弥补他们经济上的损失，但在精神与名誉上的损伤，如果无法及时补救，消除影响，那么他们重返社会，重新开始正常生活，就势必遭遇重重阻碍。由此而言，登报道歉，并不意味着安徽省高院向谁低头，而是用彻底、真诚的行动纠正既往的过失，是对司法公正的敬畏，有利于重建司法威信。
实际上，安徽省高院的做法，本就是现有法律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的《国家赔偿法》1994年审议通过，1995年初开始实施，当时就曾明文规定：“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此后2012年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第35条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引入“精神损害”和“精神抚慰金”的概念，承认国家对精神损害的修复与赔偿责任。这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也是法治的进步。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国家赔偿，求得赔礼道歉似乎比获得经济赔偿更困难。一个原因可能是习惯于高高在上的司法机关一时放不下身段，但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虽然冤案平反了，可如果冤案的追责没有跟进，责任者没有查明，由谁赔礼道歉会是个问题。甚至有的冤案，囿于审判制度的局限，须有集体担责，结果具体到谁去赔礼道歉都会感到委屈。然而，没有比蒙冤更大的委屈。为避免内部因素纠缠，尽快给被冤屈者最大的公平正义，以法院的名义，登报道歉，不失为合理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安徽省高院的举动具有标本意义。
不过，这一个案的做法能否成为安徽省高院的惯例，还有待检验。至于能否推举为全国施行的标准动作，则恐怕要像去年推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标准一样，有个国家层面的细则出台，方能奏效。 ■本报评论员 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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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湘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