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落在甘孜县城西10公里的生康乡境内，在雅砻江北岸山腰上已经矗立了300多年。虽然经历了无数的风霜，朱德与五世格达活佛的那段往事，却最让我动容。

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县出发开始长征，大军翻山越岭，途经老百姓家门口时，军纪严明，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当地百姓深受感动，纷纷出门给他们送水喝。

我是一只历经岁月洗礼的红军葫芦，有着一身古铜色的皮肤。我曾经的主人是一位红军战士，在他伤愈寻找部队之前，把我送给了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赫洞村村民游用材，留作纪念。10多年前，游用材又把我交给了他现年86岁的儿子游子孝。

我长着圆圆的脸蛋，方形的身子，黑黑的皮肤。虽然看起来貌不惊人，但我的身世可不简单，我是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印章。

我是一封信，来到道县古城墙下寇公街蔡绍华家已20多年，全家人都把我视为传家宝。

我矗立在张家界市永定区解放路179号这个位置近100年了，是一座中西建筑风格相结合的四合院，有中式木板房，也有西式天主堂，最早被西洋传教士用于传播基督教。我的辉煌源于红军长征，从此，我成为伟大革命的参与者、红色基因的传承者。

我已数易其主，我现在的主人是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画眉山村今年90岁的唐介元。我成为唐家成员已有82个春秋。我是红六军团在画眉山演绎爱民拥军故事的见证物与亲历者。

我是一堵断墙，青砖斑驳，苔藓密布，周围草木丛生。萤火纷飞的夜空下，我伫立在茫茫的山村沃野，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红军长征的一幕幕往事。

我爬过巍峨的雪山，跨过泥泞的草地，长征路上与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一路同行，后来，却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安家近50年。你问我是谁?我是一把铜勺，一把有故事的铜勺。

作为一张红军借据，我如今横卧在汝城县档案馆。80多年过去了，我土纸做的身躯已变得发黄，边缘部分已被驻虫噬掉，但身上的毛笔字迹依旧工工整整。每当霜叶红尽，我尘封的记忆总会穿越时空慢慢苏醒。

我们10兄弟整齐地排着队，摆放在红军长征胜利实物展厅黄绸缎上，这里是张家界市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每天有很多游客前来参观，深切缅怀任弼时、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我是一支手电筒，从红军手上交到雷家人手里，已有80年整了。对于雷家两代人而言，我不仅仅是一个照明用具，更是一份被珍藏的红色记忆。

我是一本已经泛黄的册子，32开，约140页，每页300多字，如今珍藏在一位村民的家中。虽然年事已高，封面和前面十余页已有些残缺，但身上泛黄的页码，是历史给我留下的印记。

我是一棵上了年纪的柏树，算起来，在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木黄镇的东南边上，站立1100多年了。

我是一块滑溜的青石板，躺在通道侗族自治县杉木桥乡小水村的一座山脚下。世事变迁，说起这么多年最让我难忘的人和事，还是1934年9月，8位红军战士在我眼前的山崖上齐齐跳下的悲壮一刻。

我是一张发黄的长征文告，出生于1934年11月7日，湖南省博物馆是我现在的家。在我身上，完好地保存着用竖体印刷的数百个激昂的繁体字。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标题的三个递进式问句——《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