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对于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取代长沙在抗战中的地位。从1931年开始算起，14年的抗战中，中日投入2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会战超过20次，在湖南就打了6次;这20多次会战中，中国鲜有胜绩，但是在湖南就胜了4次。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为了纪念殉国烈士，1941年7月7日，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在岳麓山修建了长沙会战纪念碑。此碑高2.25米，宽2米，记述了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全体将士奋勇抗日的英勇事迹。

经过整理，我们发现有很大一部分读者，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四次长沙会战中，有不少老长沙的地名，让人印象深刻，那么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洗礼，当年那些地方仍然还在吗?如果在的话，现在又是什么样子?

清末，长沙一度有“中国的芝加哥”之称，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尤其是文夕大火，长沙不得不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吃穿住行，也都在随着城市的变化而改变……

战争胜负是由“天地、地利、人和”多种因素制约的。长沙会战除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敌外，是否也一些外部的辅助因素?确实有这种事。比如说，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突然而至的“日全食事件”，就给日军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这个问题，恐怕是8年抗战期间，诟病蒋介石“屁股决定脑袋、选择性执法”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历史公案。既然是公案，就很难有非黑即白的标准答案。笔者只能尽可能多地援引细节，尽可能多地靠近这个“为什么”，谈一点个人的浅见。先介绍一下余程万和常德保卫战。

王陵基，人称“王灵官”。川军中资格最老的人物，刘湘、杨森都要喊他一声老师。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时候，他所属第8、第72、第78军不在日军攻击线路上，但他派两个军的部队分别支援了左右两翼的罗卓英和杨森，后因功兼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

薛岳将军因保长沙、败日军而成名。甚至当年的中国战史出版局还曾专门出版了薛岳将军撰写的《天炉战》一书。书的前言有这样一段文字介绍：“他(指薛岳将军)的战略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也是各大军迷坛子里，彼此撕逼最厉害的话题。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大家都是握枪杆子刀头舔血的大咖，应该分分钟高下立判，可有一个问题，人类战争史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后，故单纯意义上的(肢体)武力和自带技能，已不能界定一名战将的战斗力。

著名学者易中天的老家在湖南汨罗营田镇，当时整个易家聚居于此，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1939年9月23日，易中天的数百位族人在一天内死于非命，年龄最大的71岁，最小的只有1岁。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要追溯这段历史，首先要认识易中天的伯祖父易甲鹇，他是易中天爷爷的二哥。

长沙会战前,共产党军队刚走完长征，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在陕北延安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深入持久的游击战争，并在沦陷区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虽然共产党的军队没有直接参加长沙会战，但中共同样十分重视，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1938年武汉会战，倭军兵力合计35万人，而当时国军兵力过百万——第四次长沙会战，薛岳手头仅30万——国军之惨败，薛岳确实要负战场指挥责任，但是，遑论准备不足的长沙，甚至可以这样讲，放诸整个亚洲战场，从克拉克、伊巴、马尼拉到新加坡、仰光，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抵挡鬼畜倭军铺天盖地的正面强攻。

至于长沙大捷的重大意义，在于此次大捷，恰逢日军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之时，因而引起了世界媒体的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媒体用“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格外光辉夺目”的标题进行报道;苏联和同盟国纷纷派出大批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长沙进行访问。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第11军集中约10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分别发动赣北作战、鄂南作战和湘北作战，大军直指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