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大姐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周云武

自从高中毕业离开家乡以后，每年回家的次数总是很少。许是因为回家少，尤其年纪愈大后，几乎每次回家兄弟姐妹都会聚一聚。大姐是在这欢聚中说话最少的一个。

大姐离开我们两年多了，这后来的每次相聚当然更不会有她的声息，但我们都明白，在场的每个人其实心里都想到了她，只是谁也不会提，不愿提，不忍提。

大姐长我8岁。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还在农村蔓延，农村女孩少有上学，既使上学也晚。大姐哪一年上学，我没有记忆。大约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嚷着要大姐带我去学校玩，大姐一般是不肯的。终于有一天，大姐同意了，跟着大姐到了学校，老师上课，我坐在大姐旁边，有些胆怯，甚或有点发抖：怕老师责罚大姐，也顺势责罚我，更担心被老师赶出去!大姐用肘轻轻地碰了碰我，示意我别动、别哭、别说话。那时候农村的孩子上学，许是类似的情况颇平常，也许是我安静地坐在大姐身边不淘气，一直到放学，老师并没有责罚大姐，也没有责罚我。

回家的路上，和大姐一起的几个女生忽然有人提出不上学了，随即便有人附和，尽管我睁大着眼睛望着大姐，生怕她也参与同意，她还是表态一一同意了!

自此以后，大姐便每天跟着父母、扛着工具，下田干活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大姐只读到小学三年级，那一年她11岁。至于她是确实不愿上学、还是因为弟弟妹妹太多、家境困难而弃学，从没听她说过。直到她生病、病重，永远离我们而去，再也听不到她的任何话语，也没听她说过……

她总是很少说话，几乎从不与人谈她的心思。

我七八岁的时候，是比较调皮的。那年春节，隔壁两三岁小男孩挂在胸前新衣服上的毛主席像章被人偷了，或许受我的一惯淘气的恶劣影响，小男孩母亲认定一定是我偷了。父亲听说后，平时颇为严肃的脸上露出几分凶气，随手捡个树枝在我身上一顿抽打，令我交出像章!我没偷，又如何交得出?还是因为我那时过于调皮远近有名的缘故，加上平时小男孩老喜欢找我玩，父亲认定小男孩像章的丢失一定与我有关。见我拷打之下仍交不出像章，便将我胸前漂亮的毛主席像章取下，转身交给站在旁边眼圈红红的目视着弟弟挨打的大姐，叫她交给隔壁男孩的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怎样贫困和不顺，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小孩放肆的时光，打打闹闹、犯点小错是不会受责罚的。正月初三挨打，又加上被强行摘去了胸前的无比珍贵的毛主席像章，父亲走后，我嚎啕大哭。

大姐望着我，依然是眼圈红红的。半晌，她抱着小妹，突然很坚定地转身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大姐一手抱着小妹，一手拉着隔壁的隔壁家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当着父亲的面，要女孩交出了她从小男孩胸前取走的那枚像章!

大姐，还只是个十五、六岁，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农村小姑娘，以她的果敢和智慧，捍卫了弟弟的清白和尊严!

我内心深处的那股欣慰和感激，一直流淌、流淌……多少次相聚的时候我想对大姐说：“弟弟一直心存感激!”可我一直没说，大姐也从未提起过。当那天漠然凝视着大姐安静地躺卧的棺材慢慢沉下入土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再也没有机会跟大姐说这些了。

……

大姐是典型的默默劳作而又言语极少的农村妇女。她家不远处，有个砖瓦厂，稍有空闲，她便去帮工。深夜需人加班，砖厂常常叫不到劳力，但只要叫她，她总会去。直到她病倒，再也支撑不住，才罢。听说她每次参与装一车砖，可以分得几块钱。大姐是极勤简的人，很少花钱，病重的时候把几十年积攒的几万块钱交给了她儿子、我的外甥。

外甥当兵转业，到城里打工。记得从那时开始，我每次回到老家，一向很少说话的大姐，见到我总会略笑着以她特有的小声询问城里的房价，说是要给她的儿子、我那当兵回来的外甥买房。她哪知道，她几十年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钱，想到省城买房何止是远远不够!

大姐，带着她自己心里才明白的无尽的遗憾和牵挂，就那样走了。

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平常人的离世，于社会、于他人，当然不会有任何的震撼和惊奇。但于弟弟，她的呵护和关爱，是那样的持续和永恒;于子女，她的倾心和厚爱，是那样的无私和深远。再平凡的一生，也掩盖不住她作为大姐的光辉和作为母亲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