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在庄稼里的"白日梦":农民拍了12年纪录片

2017-09-13 11:14:25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编:刘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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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焕财

张焕财是个农民,但他经常梦到自己弄丢了摄像机。

许多次,梦中的镜头看起来特别美。一旦张焕财想抓拍到这些画面,就会发现怎么也找不见摄像机了。身旁的恶人偷偷把机器顺走了,自己粗心大意把机器弄丢了,就算好不容易拍下了画面,片子也总是花的。

张焕财发疯似的找啊找,终于吓醒,才发现不过是噩梦一场。可他往往没法继续睡下去了。凌晨4点多,他和妻子就要起床洗漱,穿过一条路灯稀疏的狭长胡同,走进自家在西安城南某农贸市场的劳保用品铺。铺子藏在市场的西南角,顾客要在呛人的花椒味中摸索半天才能找到。食堂采购员早晨来买菜时,习惯顺手在铺子里买些手套。

无论是在铺子里还是梦中,摄像机都是张焕财最要紧的东西。这个至今在老家还有4亩地的农民,已经用家用摄像机拍了12年的纪录片,镜头里出现的大多是和他一样的农民。

张焕财走到哪里都手不离摄像机。从春夏秋冬的农村风光,到邻里之间的随意攀谈,他把什么东西都往摄像机镜头里装,还包括一次作废的村委会选举。最近一次剪好的纪录片,是关于西安曾经的西万路“人市”(即劳务市场——记者注)。那部片子,他拍了整整6年。

“他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表现的能力。有时,他能直接把镜头转向身边的村民,肩并肩地进行拍摄,就像林子中的一棵树在看另一棵树。”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评价。

上世纪末,张焕财就在“人市”找工作,对农民工的谋生不易深有体会。他看到躺在街边睡觉的民工被闲人翻遍了口袋,其他人敢怒不敢言,却调侃眼前的一幕说“像是医生在给人做手术”。还看见准乘7人的小面包车被包工头硬塞了19个人,民工踮着脚尖,把身子拧成了麻花形状。

可是最后,张焕财把那部纪录片取名“西万公司”,因为那里的民工向往“铁饭碗”,“这代表了一辈农民工心里潜在的愿望,那个深深埋在进城农民心中的美好的梦。”

这个梦也扎在张焕财心里。他希望拍出个“轰动世界”的片子,不再打工,安逸地生活。2005年夏天,他第一次花3000多元买了个掌中宝摄像机。为了拍到黄灿灿的麦子,张焕财刚从数码商店学会开关机和拉伸镜头,就一头扎进了秦岭。

由于不懂摄影技巧,拍出的15分钟短片晃得厉害。数码商店的人好奇,这样的片子为什么还要刻成光盘,张焕财的回答是“想得奖”。谁知道人家直接说起了风凉话:“你要是能得奖,拉登早就抓住了。”

可直到现在,张焕财依然激情不减当年。为了方便照顾生意,他一般把来访者约在铺子里。顾客在挑选雨鞋时,就会奇怪地发现一个土里土气的男人坐在板凳上,大谈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和什么是好的空镜头。

张焕财选择拍摄农民,是因为参与了中国民政部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联合发起的名为“村民影像计划”的培训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报名者只需证明自己是农民,写明为什么希望加入即可。洋洋洒洒写下自己庞大的拍摄计划后,张焕财入选了。

3天速成学习后,张焕财知道了拍摄距离不能小于1米、摄像机顶住身体可以稳定画质等基本常识,“原来以前自己都是瞎拍。”

之后的纪录片中,张焕财呈现的镜头让城里人大吃一惊。

他曾把镜头拉近,用整个画面呈现厚厚的双手和一穗穗的麦子,试图表现农民劳动的艰辛,他也曾记录下农村的美好。“我不是把劳苦冲淡了,是用现实的美美化它,就像浓雾一样,让外人看起来,农村的生活也不苦。”

在他的记录片里,有一位农民从远处走来,肩上的玉米压着身子逐渐向一侧倾斜,好像他要用上整个身体才能承载住这份沉重。还有老两口走在前面,老太太随手摘下一朵野花,回头问张焕财:“你知道这个花的名字吗?”

在张焕财看来,村民影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与知识分子拍的、有距离感的片子不同,村民影像不是用标准尺子量出来的,它们更像田野中生长的庄稼和蔬菜,而摄像机就是村民手中的农具。

在《我的村子2006》结尾处,张焕财甚至剪辑出12分钟的长镜头。一片漆黑之中,妻子埋怨张焕财拍片子不赚钱,她固执地重复“跳出这门”“朝北走”,然后“就解脱了”。这段场景被许多业内人士称赞为“充满诗意”。

但拍摄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麻烦。拍《西万公司》的时候,在“人市”端着家用摄像机过于招摇,张焕财只好花300元买了个手机尺寸的小摄像机,觅活和休息的时候,就把它顶在胸前拍摄。由于大部分情况都是凭感觉行事,最后拍出的镜头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只有声音不见嘴。

“人市”拍摄的另一个困难是,民工们很少说话,他们把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为了拍到民工间的对话,张焕财甚至在“人市”旁开了间饭馆,将打开的摄像机放置在角落里。但他做的面,只有想吃饱不管味道的人才能下咽。结果赔了一大笔钱,还是没得到理想的素材。

几番尝试下来,张焕财的梦想变成了妻子口中的“白日梦”。“一天胡折腾呢!折腾也没有成绩。”张焕财也知道,农民种地叫正事儿,他把拍纪录片当正事儿,就把这两件事混淆了。

偏偏张焕财的梦还不只纪录片这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张焕财的写作热情高涨,最多的一年他大约投了80次稿,信封都是成摞地买。

为了搜集写作素材,张焕财去新疆摘过棉花,也曾在一天内把50多袋60斤重的沙袋从1楼背到4楼。因为在文章中真实记录了本村闹社火时的冲突,有人以挑拨村民关系为由,还匿名约他在村中心进行决斗。有评论者认为,正是这种以反映原汁原味生活为目标的写作风格,让人嗅到了一种源于现实生活的“真气”。

相继发表多篇文章后,张焕财发现自己“心中烧得坐不住”了。他拿着稿件去电视台、报社应聘过,也在西安小寨的人才市场交过50元存档费,“写清楚想当个文化人”,但每次都失望而归。跨过35周岁的“招人门槛”,他做文化人的梦想才终于死掉。

即便丢掉了写作梦,张焕财依旧喜欢买书。有时妻子让他去进货,他却转到了旧书摊,最后空着口袋抱着一摞书回来。他家乡的房子里,如今依然塞满了三大柜书刊。

女儿张琪对于父亲写作和拍纪录片的爱好,表示并不感兴趣。虽然书柜里一摞摞的旧书,让她小时候看了不少世界名著,初中时还得过全国作文三等奖。但高考之后,张琪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兼职促销上,性格外向的她更愿意和别人交流。况且,“我觉得他在这些地方并没有什么成就,感觉这条道路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听到这番话,张焕财感觉遗憾不已:“我女儿现在走向平庸了,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更多的时间里,他还是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的新梦想上——打造独一无二的村民影像。

村民影像让他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因为参加交流和放映,张焕财在深圳与大学生谈论过拍摄心得,也和瑞士导游一起吐槽过当地的高生活成本。在举行“村民影像计划”培训的北京草场地村,村民作者可以和艺术家在一起彻夜聊天。即便东方鱼肚发白,也有人能通过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让大家睡意全无。

但最近张焕财越来越感觉到,以往的兴奋更像是电光火石,深深的失败感已经把那些荣誉抵消了。“现在我回家就有自卑感。村子里像我儿子这么大的,没有媳妇的是少数。我的房子上世纪90年代还可以,现在就破了。”他说。

这个曾经扛着铁棍满村追混混的汉子,可能真的老了。几年前,张焕财还能像小伙子一样扛着石膏板爬楼梯,可他现在已经很少干重体力活了。不断攀升的岁数搞差了他的听力,还为他镶上了半口假牙。

今年4月,张焕财又跟妻子请了20天的假,想要去剪片子。妻子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还是辞去在超市的工作,替他照看起劳保店的生意,“5个月总共少赚1万元”。

以往张焕财的纪录片总是精益求精,光拍摄的素材就有100多个小时,然后再剪辑上1个月。但这次仅仅在20天内,张焕财就粗剪了3部片子,题材也从乡村的四季变迁换成追求冲突的焦点事件。“他似乎更加急不可耐,自己的风格可能就此丧失掉了。”吴文光说。

“因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下一次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去剪片子了。”张焕财说,“吴文光老师总是保护我们,说我们的好话。但是我也产生怀疑,我的片子到底有没有价值?”

从写作到摄影,张焕财持续做了近30年梦。如今他不得不承认,“文化是个没用的东西,它不能改变命运,只会把农民变成村里最落后的人。”张焕财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我始终认为农民有追求艺术梦想的权利,这应该是平等的,不是有些人可以决定的。”

12年前,正是抱着这样的念头,张焕财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张焕财记得,在草场地的最后一晚,他爬上了屋顶,用镜头慢慢扫过房子、铁轨与晾晒的衣服,火车的汽笛声从不远处飘来。第二天,村民作者就要挂着“价值10头大肥猪”的摄像机回家拍片子了。那个时候,张焕财感觉自己从未离梦想这么近过。(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史额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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