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 在“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全国学术论坛上，慈善家卢德之做了一个主旨发言，主题为“慈善就是共享”。这是他首次公开提出自己的“共享” 概念。
当时，卢德之或许并没有想过，几年之后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制定中，“共享”成为了一个关键词， “十三五”期间发展目标有五个“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篇”属于其中之一。
第五届中国慈展会日前在深圳举行，主场活动—-2016国际公益峰会上，卢德之第一个上台做演讲，他的主题依旧是“共享与慈善”，剖析当前所处的这个“资本时代”，并作出“这是一个应该或者需要用共享来治理资本的时代”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如何使人认同?卢德之在之后的主题会议、研讨会议、闭门会议中，分别抛出了自己的“慈善与文化”、“21世纪慈善”、“跨国基金”等多个论点，从文化渊源、现代慈善、未来趋势等多个角度，论证“共享”便是慈善的本质。而“共享”也将承载着中国的浓厚历史文化，并结合当下的国情发展，为未来“地球村”慈善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也将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
【资本与共享论】
一个需要用共享来治理资本的时代
“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财富，是凝聚着劳动者的成果，并可以创造新财富的财富。”在过去很多国人的眼中，“资本家”这个词语，带着贬义的味道，但在卢德之看来，资本其实是好东西，他不但在多个场合肯定资本的力量，甚至坦言作为企业家的自己也是一个“资本家”。
“在杭州召开的G20会议上，各国的首脑们对全球的发展进行了讨论，形成了许多发展的共识，但是反复梳理一下，就是这两个关键词，一个叫资本，一个叫共享。”卢德之用三句话做概括：当前的时代是一个资本的时代， 是一个走向共享的时代， 是一个应该或者需要用共享来治理资本的时代。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这就是资本累积的作用。“ 一个不争的事实，资本已经成为主导人类发展的最核心要素之一。”卢德之坦言，纵观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有一条“规律”清晰可见，那就是资本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罪恶的，它有着自己的基本属性与发展道路。
在卢德之的眼中，资本观有几种，可分为正能量和负能量。其中，比尔·盖茨的“慈善”资本观，将资本通过“慈善”的方式，来缩小贫富差距，这是美好的正能量资本管。此外，托马斯·皮凯迪的“新制变”资本观，通过制约、控制资本的方法，来缩小贫富差距，这是负能量的资本观。
有没有一种方法，既发挥出资本的正能量，也控制资本的负能量，甚至将负能量转正?“共享”就是一个完美折中的办法。卢德之分析，这需要在物理治理与精神治理的同步进行下，制定优化资本的制度，让共享成为资本的发展目标。
卢德之将共享分成五大社会形态，分别是共享政治、 共享经济、共享社会、共享文化、共享生态。 中国这五大形态目前都处在引领而发展的过程中。比如说，以民主、法制、协同来引领它的政治形态，以互联网、大数据来引领它的经济形态，以公益慈善来引领它的社会形态，以共同价值来引领它的文化形态，以环境发展、可持续发展来引领它的共享生态。
中国的下一步共享应该如何做?卢德之引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郑功成教授的观点，中国的共享可分成强制共享——形式是社会保障、税收制度(遗产税、高消费税、财产税等)，还有一种是自愿共享，即慈善。
为什么要做慈善?演讲中卢德之用“富不过三代”的这个“财富魔咒”来讲解。一个没有“共享”资本精神的富人，在生命接近终点时会很难受，因为离开人世后他不能再享用财富。而当财富留给下一代时，没有参与累积财富的第二代，很容易失去，甚至可能引发争夺财富的不幸事情，所以这些财富很难被留到第三代。这个魔咒在西方已经被洛克菲勒等慈善家族打破，但在东方仍被“拭目以待”。
卢德之强调，因此所有人都应该深刻的认识到，资本与共享(即经济加精神)，才能构建起人类发展的主旋律。人类同时还应有更宽的视野，追求发展的同时，更应该考虑与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与模式，实现更加长远的发展。
【21世纪慈善论】
一把“慈善之剑”需要打磨与成长
人人参与慈善，这就够了吗?2016年1月8日，卢德之在夏威夷的第三届东西方慈善论坛上提出了“21世纪慈善”这个新概念。
“我们应当把视角放得更开、更大一些，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他循循善诱地让更多人看到，当下所处的21世纪，慈善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慈善，它具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例如一边履行“慈善“职责的同时，引导实现社会共享的全球目标，让资本创造的财富为多数人所共享，为实现全球共享发展而不懈努力的现代慈善形态。
以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20世纪的慈善是现代慈善，具有自动化、法律化、专业化等等透明开放的基本特征。但我们现在所开展的21世纪慈善，它有着全球自理，全球共享的特征。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这个世纪要求慈善实现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基础上进行超越，以行善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达到社会共享的全球目标。
在21世纪的“地球村”中， “国家”并不是唯一的主体，还有跨国大公司、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等，都已经发展成为国际间的新主体。其中，慈善组织以及慈善行为便是这样一种国际社会新主体，且地位越来越重要。慈善不仅继续在教育、扶贫、医疗、环保、文化、社会等领域展开慈善活动，引领财富走向共享，还将更现实地面对21世纪人类发展，积极参与并展开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对话，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一个人，特别是富人，越能帮助陌生的人，就越能消除对社会的恐惧感;越能扶助弱者，内心可能就越强大;越能传递爱心，就可能就越幸福快乐。” 在卢德之看来，21世纪慈善是一把剑，一把柔软的剑，属于全人类的，在引导的慈善，慈善又引导着全人类的发展。因为21世纪慈善已经成长起来，已经长出了锐利的现代“牙齿”，可在人类发展的 融合文明、协同利益、反对战争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目前来看，21世纪慈善这把“慈善之剑”还需要打磨，还处在成长的初期，但是必须以更长远的眼光来认识它。卢德之表示，让21世纪慈善更好地成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是全球慈善家共同的责任与使命。也是21世纪慈善人与慈善机构的责任与义务。
【熊猫文化论】
可担任中国慈善乃至21世纪慈善的形象代表
21世纪慈善具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它需要凭借什么力量去肩负全球共享的重任?卢德之认为，中国的东方智慧下的东方慈善，蕴含着大量的慈善智慧和文化积淀，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有可能发挥引领作用。
卢德之提出，“熊猫”这一国宝的形象，就完全涵盖了“共享理念”，它可以担任中国慈善乃至21世纪慈善的形象代表。
他指出，熊猫作为中国文化的现代符号，憨厚又有智慧，男女老少都喜欢，这体现了共享的理念，与慈善有相似的文化特质。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引领21世纪的慈善和社会发展，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智慧完全有可能引领未来的发展、引领未来的慈善。从这个角度讲，熊猫作为21世纪慈善文化的代表，它应该当仁不让。”卢德之表示。
熊猫的黑白颜色与阴阳图之间有着关系，这种图是中国太极思想的文宝，现实生活中很难再找到，能找到的就是熊猫，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现代符号。
熊猫也完全可以作为共享的形象代言人。在卢德之看来， “共享”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献给人类文明的重要宝典，或者说是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
在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真正为“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不多。例如，英国人创造了“自由”两个字，1215年英国人就把“自由”的概念写进宪章，到现在已经有800多年了。1726年法国的格尔泰流落英国两年，他感受到英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的自由和宗教的再度繁荣。1728年回到法国后，格尔泰写了英国精神，才开启了欧洲文明的序幕 。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有波浪和曲折。卢德之认为，现代“共享”理念应该是中国文化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比如说共享的制度，孔子就有“大同”，孙中山讲“天下为公”，毛泽东讲为人民服务，习近平讲共享理念，这些都共述了共享的思想。
西方人是神的后代，中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是禹王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大家生活在一个制度之下，这是共享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主要基因。从国际上来讲“共享”，卢德之主张多级平衡，协同共享。但从国内的角度来讲，要协和共享，作为一个共享文化的代表，熊猫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熊猫为何能担任共享文化的形象代表人，成为21世纪慈善的形象代表?卢德之解释，21世纪的慈善要参与国际军事、社会文化、环保等，并推动全球共享的现代慈善。中国慈善用中华文化在吸纳学习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来实现超越，超越以后的引领文化，来引领21世纪的慈善和社会发展。“如果有这样一个宏伟目标，我认为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智慧，完全有可能引领未来的发展，引领未来的慈善。” 卢德之总结，从这个角度讲，熊猫作为21世纪慈善文化的代表，它当仁不让 。
【跨国基金论】
帮助慈善机构实现“无国界”公益
现代慈善也好，东方智慧也罢，即将到来的“全球慈善”时代，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实现公益慈善“无国界”?卢德之 认为，“跨国基金会”将成为时代的产物，作为一种全球慈善方式，对国际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国来越有能力、也有条件和义务培育更多的跨国公司，并设立跨国基金会，为全球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作为华民慈善基金理事长，卢德之认为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易思来先是在美国东北大学学习非营利管理，之后又到美国罗格斯大学进修社会组织管理，她作为卢德之的独生女儿，已成为一个标准的“善二代”。目前，她在华民慈善基金会担任理事长助理的职务，而国外的学习经历，让她对跨国基金会有着更深刻的认知。
跨国基金会的产生，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跨国公司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的公益慈善基金会也越来越走向国际化。与此同时，基金会之间合作的加强，包括国与国基金会之间的合作，也带来了如今这样的社会全球化局面。所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跨国基金会的形成、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
这样的大背景下，跨国基金会将成为全球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 它从基金的筹措到基金的使用，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性，是全球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是实现全球社会共享的重要组织形式。
而发展跨国基金会，则是一条既充满希望，又十分漫长的路。易思来分析，跨国基金会分为五种形式，一种是从跨国公司里头分离出来的，由跨国公司或一些大的财团发起设立的基金会，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为代表。另一种是主权国家为了实现其战略意图，体现其国家意志，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基金会。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等。第四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其本身就具有人类理想，将全人类的福祉作为终极追求的一类基金会。以华民慈善基金会为代表，追求对人类负责，具有人文精神、全球精神、把人类发展当己任的基金会。非常著名的还有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等。还有一部分属于区域性的基金会，比如社区基金会，虽然项目在社区，但已经开始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
这五类基金会使命各不相同，有家族使命的，企业使命的，国家使命的，也有基金会本身使命的，但它们都可以统称为“跨国基金会”。 但中国应该怎样对待和发展跨国基金会?易思来认为，首先要“引进来”，接纳它、重视它、发挥它的作用。在接受的同时并规范它、管理它。
在跨国基金会“管治”方面，主要可通过法治来进行管理。例如我国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明确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原则和规范。此外，我们要正确的引导、发展这些基金会，并积极创办这样的基金会。例如争取主导，有科学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共同的理念。同时还要重视跨国人才的培养。
我们的跨国基金会还要“走出去”，显示大国风貌，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带出去。这个往外走的过程中，建议一定要跟国外的基金会合作，特别是与它们的社区基金会加强合作，这样才能够落地。
值得肯定的是，美国在基金会领域的发展是最充分，全球化程度也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所以易思来认为，中美应该联手，以中西合作的方式，共同来引领这个世界。她坦言，跨国基金会已经存在，它将引领中国的现代慈善在21世纪取得新的突破，并以此来影响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