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腐败的基因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产生腐败的根源何在？
公方彬：军队出现腐败问题，和整个社会生态有关。军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社会中的腐败一定影响着军队，渗透到军队。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说适度腐败有利于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这表明整个社会在很长时期里，对腐败是宽容甚至是纵容的。有段时间，军队也搞自谋生路，出现了军队经商现象，这是弯路。军队中的腐败与此有很大关系，比如谷俊山最初就是靠经商起家的。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认为，军队腐败有许多潜规则，其中之一就是买官卖官。
公方彬：军队的买官卖官问题也和社会生态有关。我国的制度设计是“大政府，小社会”，官员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拥有较大的权力。我国的文化传统又突出“官本位”的思想，这就使得官位及其背后的权力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看看贪官们的行为，我们会发现，有人为了谋取官位而无所不用其极。既然这是全社会的问题，也必然波及军队。
李杰：目前军队干部提拔制度的某些弊端，确实导致了买官卖官问题的出现。有人为了获得提拔，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贿赂上司；而有的领导因收受贿赂而丧失原则，为买官者开了绿灯。通过买官获得提拔的少数人一旦有了更大权力，进而在权、利等方面出现新的腐败，就会形成多次更为严重的权钱交易、权利交易。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的贪腐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团团伙伙、山头主义。山头主义为何频繁出现在军队贪腐案件中？
公方彬：军队人际关系与职业特征紧密相关，其中很突出的一点是情感维系。比如在战场上，面临死亡威胁时，军人最大的担心是自己被战友抛弃，所以军队非常强调战斗中的兄弟情谊。军人之间在战场上结成的命运共同体，决定了军人对情感的依赖程度比任何集团都要高。这份情感依赖如果运用得当，会提升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如果处理不好，尤其和平时间久了，社会风气不良，良好的情感就会异化，甚至形成山头主义。
另外，不科学的军队干部任命制度也容易导致山头主义。因为在提拔干部的过程中，个别领导掌握了过大的裁量权，就容易形成人身依附，进而出现像徐才厚这样的贪腐分子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更容易形成腐败。目前的制度设计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今后通过体制改革来完善。
李杰：在军队，手中有权的个别官员也需要一批类似掮客的人为他办事，为他物色权钱交易、权利交易的空间，以便他进一步贪腐；加之一定范围的“官官相护”有利于彼此相互包庇，增加“安全系数”，因此就容易形成山头主义。大量案例证明，在许多贪腐案中，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山头主义在部分领域出现了恶性循环，从而严重挫伤了兢兢业业干工作、搞训练的官兵的积极性，危害非常大。
军队反腐需要改革制度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反腐主要依靠哪些机构？
罗援：军队内部和反腐工作有关的机构主要是各级军纪委、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以及相应的巡视组。此外，军队还设有专门的审计部门，对揭发一些贪腐案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来说，军内贪腐案件，一般先由军纪委和军队审计部门配合进行查处，最后移交给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依法办理。现在已经将军队的审计部门提格到军委直辖，我个人认为军纪委也应该与此相匹配。
环球人物杂志：军纪委是什么样的机构？
公方彬：军纪委是解放军内主管纪检监察工作的部门。在中央军委设有军委纪委，军委纪委书记由总政治部副主任担任。在各大军区、各兵种和省级军区也都设有相应的军纪委，书记由相应级别的副政委担任，最低一级的军纪委设在团级单位。
目前，各级军纪委的办事机关都在政治部门。在主管军纪委的副政委之上，还有相应的军事、政治两个主官。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军队的纪检系统与地方有区别。地方纪委领导体制已经进行了改革，相信军队也会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反腐的需要。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军纪委面临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那么军队如何实现“制度反腐”呢？
公方彬：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可以强调监督关系，而军队强调军权归一、统一领导。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军队反腐不能从权力分解和权力制约上做文章，即不能采取地方纪委接近垂直领导的方式。军队只能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监督检查方式，这是需要研究和探索的。
加强军队的“制度反腐”，着眼点可放在技术层面。比如，军队审计部门从后勤或财务部门独立出来就是一个好的尝试，这不影响军队的根本权力系统，但却可以产生监督功能。此外，加强巡视制度、举报受理制度，都可以产生相同的效果。
反腐阻力来自贪腐者的负隅顽抗
环球人物杂志：有军方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前军队在处理贪腐问题时有一条潜规则，就是要以维护军队形象和稳定为前提条件。怎么看过去的这种潜规则呢？
李杰：这种情况以前的确存在。过去主要担心一线指战员、基层官兵看到某些高官的贪腐行为心里会有想法，对稳定军心不利。另外，也担心军队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会因为个别贪腐分子受到影响，所以一些案件只做内部通报，相对低调处理。但从现在军队反腐的效果来看，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对腐败受贿打击越严厉，官兵的情绪就会越高涨；公开的程度越高，人民就越相信军队反腐倡廉的决心，军队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就越好。
罗援：有些军队贪腐案件会涉及军事机密，在公开方面需要特殊处理。这在国际上也是惯例，西方国家的涉军问题也是由专门的军事法庭审理，未必会走公开审理的路线。但是，这种特殊处理是为了保证国家军事安全，而不是为了替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贪腐行为进行遮掩。
这次集中公布16个贪腐将领的黑名单，也是在适度保密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了公开透明。这不会损害军队的形象，反而会增加民众对军队的信任；这也不会破坏军队的稳定，反而会使军队丢下包袱，轻装上阵。否则如果带病发展，看似稳定，其实无异于抱着“定时炸弹”发展，存有极大的隐患。
环球人物杂志：在进一步推进军队反腐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哪些阻力？
公方彬：反腐触及和剥夺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甚至要剥夺一些人的公民权乃至生命。如此，自知有问题的人必然抗拒，甚至形成私下的“同盟军”，给反腐工作增加阻力。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信心来自习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希望，来自军队落实中央反腐部署的执行力，来自全军官兵对反腐的坚决拥护，因此，什么样的阻碍都不会影响到反腐的深入推进。
李杰：军队反腐可能遇到的阻力和地方有相似之处，例如个别涉嫌贪腐的官员在落马或暴露之前还会继续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并伙同少数同犯，进行软顶硬抗，甚至负隅顽抗做最后挣扎。
另外，军队虽然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毕竟由于特殊原因，开放度不可能完全和地方一样，受到的监督和管理与地方也不尽相同，这也是军队反腐要面对的特殊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反腐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公方彬：真正实现习主席提出的“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真正培养出大批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革命军人，完成党和人民赋予军队的根本使命，就可谓实现了军队反腐目标。
罗援：通过反腐凝聚军心，提高战斗力。腐败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如果军队不打“腐老虎”，军队自己必然成为“纸老虎”。士兵不会去为贪官卖命，贪官不会去为国捐躯，军费不会流向急需装备，急需装备必定存有“水分”，如此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古人云：“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夺取反腐斗争的决战决胜，其意义不亚于打赢“三大战役”。
军队反腐从未停止
在《解放军为什么能赢》一书中，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指出：“能够战胜中国军队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腐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一直坚持和腐败这个最危险的敌人作战。
“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1951年，党在执政后掀起了第一场反腐风暴“三反运动”，军队是重点领域之一。毛泽东在1952年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反腐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如果捉不到“大老虎”，就是打了败仗。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军队的反腐工作很快铺开。以华北军区为例，军区专门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在短时间内查出大小“老虎”288只，按第一套人民币面值计算，贪污款额总计65亿元（相当于第二套人民币65万元）。
军队反腐的风暴很快刮到了尚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中。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在即，抗美援朝战争临近尾声，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发现，有的志愿军高级干部已然居功自傲、追求享乐。当听说这股享乐风是从中南海的舞会上刮来时，彭德怀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并质询了相关人员。毛泽东为了遏制军队的不正之风，要求撤销成立不久的中南海文工队，并责成总政治部、总参谋部裁减人数过多的文工团和体工队。此后，总政又派出工作组，严查军内作风问题。半年内，查出堕落违纪的兵团级干部3人，军级干部12人，师级干部205人。
1954年8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八八”指示，指出“若干党的高级干部，由于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在胜利之后滋长着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的享乐腐化思想”，要求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严肃党的纪律，约束党员不正当的思想行为。指示发出后，在全军产生重大影响。截至1955年10月，发现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师级以上干部达百人之多，97人受到党纪处分，其中37人还受到行政或刑事处分，军中享乐之风得到遏制。
军队经商的“放”与“治”
1975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军队存在的5个问题，其中一条就是“军队有点奢”，存在“闹享受、闹待遇；住房子越多越好；公私不分、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从地方上随便拿东西或者低价购买，办农场企业赚了钱随便开支；有的还互相争批条子的权力”等问题。
针对这些新情况，中央军委加强了军队反腐的制度设计。1980年1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总政组织部。5月20日，中央军委批复解放军纪委、同意设置专职委员和办事机构。12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的通知》，明确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由21人组成。1981年1月6日至12日，中央军委纪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任务和职权范围的暂行规定》。军纪委制度得以强化。
1981年6月，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此后，从1982年初到1983年底，全军共查出贪腐大案174 件，主要涉及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投机诈骗、非法经商、偷税漏税等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军队经商引起了新的腐败现象。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曾回忆，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军队开始发展经营性生产。自此，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之风在军队中蔓延开来。
经商虽为部队增加了收益，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严重。有的单位为了搞经营，运用部队装备，挪用正常经费；有的单位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行贿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影响极坏；有的单位财务管理混乱，生产收益进了腐败分子的“小金库”。
针对这些情况，第三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军队要吃皇粮”。1993年中央军委下发文件要求，对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现有企业由各军区、军兵种集中归口，统一管理。生产经营单列体系，部队建设和生产经营按照各自轨道，分别运行。1998年3月，军委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经营性生产。7月，党中央又明确作出军队、武警部队不得搞生产经营的决定。随后，中央和军委都成立了军队清理经营性企业领导小组。
在整顿军队经商的过程中，一批贪腐分子被查处。虽然当时军队中的腐败案件一般只限于内部查处、传达，但还是有部分军队贪腐案例被公布。据媒体报道，孙晋美、姬胜德的贪腐案件很有代表性。
孙晋美原为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海军少将军衔。他于1985年至1988年任青岛海军流亭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流亭机场改扩建工程。据媒体报道，1990年，山东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逮捕孙晋美的决定。随后，孙晋美因受贿被“双开”、逮捕。
姬胜德原为总参谋部少将，后卷入赖昌星案。2000年前后，姬胜德受到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多项罪名指控，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此外，空军指挥学院原院长刘广智、总后勤部军械部原部长刘连昆、第38集团军原政委邵松高等人，也都因经济、泄密等问题受到查处。
王守业、谷俊山前“腐”后继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加大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力度，并推动军队审计制度的完善。在此期间，军中“大老虎”的案情开始对社会公布，军队反腐的透明度逐步提高。
2006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拥有中将军衔的王守业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职。后经查实，王守业贪污、挪用的款项达1.6亿元。
王守业1943年出生在河南省叶县的一个贫寒农民家庭，1964年考入天津大学，毕业后入伍。因为学历高、头脑灵活，王守业很快脱颖而出，成为第38集团军113师的后勤干事。不久，他就被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此后，王守业的仕途一帆风顺，历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并于2001年调任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2002年晋升海军中将军衔。
在职位上升的同时，王守业日益骄奢淫逸。王守业的前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原部长张金昌少将于近日撰文披露，王守业在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上下足了功夫；在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和海军副司令员期间，“利用掌管的经费指标分配权、机动费的审批权，待价而沽，不给好处不办事”。王守业还经常给部队打电话，给机关打招呼，帮助某些企业违规招标，承揽部队工程和房地产开发项目，从中收受贿赂。最终在其情妇出面举报后，王守业贪腐案败露，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这个职务上，王守业的后任谷俊山更大胆、更张狂。谷俊山1956年生于河南濮阳，曾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全军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军房改办公室主任等职，2009年升任总后勤部副部长。2012年初，国防部官方网站显示，谷俊山不再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2013年8月，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首次披露了谷俊山涉嫌贪腐的消息。
此后，多家媒体相继披露了谷俊山贪腐案的内幕。环球人物杂志记者2013年8月赴河南濮阳调查得知，谷俊山掌管着部队营房建设和全军军用土地管理出让大权，不仅本人疯狂贪腐，其弟弟谷献军也在家乡大肆敛财。查处谷俊山时，部队纪检人员从其家中搜出1000多箱茅台酒和大量名表、首饰、字画等。公方彬还披露，总后领导曾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汇报谷案情况，讲了两个多小时，“胡主席下决心惩处谷俊山，才将其绳之以法”。
2014年3月31日，谷俊山因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被军事检察院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