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碉堡]“纯粹的国学”究竟是什么

2014-06-25 14:32:57 [初审编辑:谭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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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在线导读]为追求“纯粹的国学”而从港大退学并复读的辽宁本溪姑娘刘丁宁,今年以666分的高分,再次成为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学霸”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但是何谓“纯粹的国学”,这恐怕需要有个解释。

  2013年,辽宁本溪姑娘刘丁宁蟾宫折桂,一举成为当年的高考文科状元,被香港大学录取,并获得七十二万港元的奖学金。但她赴港后,很快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从港大退学,回母校复读,备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今年,她以666分的高分,再次成为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如果她的主意不再变化,此后至少四年,她会在北大中文系度过。如此强悍的“学霸”,真应了那句网络名言: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刘丁宁(右二)高兴地和去年考入北大的同学合影,再过2个月,他们就是校友了。

  去年的秋天,刘丁宁从香港跑来深圳参加北京大学深圳校友会举办金秋诗会,据说就是在那次诗会上,她坚定了弃港大、读北大的决心。她的理由是要追求“纯粹的国学”。到了她真的从港大退学,回母校复读,即刻在网络上掀起激烈的争论。有一些公知名人甚至说道,如果是为了追求“纯粹的国学”,港大显然比北大更能满足她的需求,除非她并不明白什么是“纯粹的国学”。

  “国学”是什么?

  “国学”在近几年,属于很风生水起的热门事物。可是“国学”到底是什么呢?“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从此“国学”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纯粹的国学”又是什么?

  首先,小姑娘刘丁宁的理想主义情怀是令人思之动容的,这在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当代社会,无疑是特别罕有的高贵的品性。但是祝福她的同时,对小姑娘的选择,仍然不能不怀有一丝疑问。同内地高校相比,香港各大学没有让人皓首穷经的从毛概到马哲的一条龙政治体系,学生可以公开贴大字报骂校长,教师可以肆意批评香港政府,与国际教育完全接轨。这点受到很多自由学派的知识分子的推崇,但或许也是这一点,让刘丁宁感受到一些对“尊师重道”的学生传统的颠覆,从而产生了港大的“国学”不“纯粹”的认知。

  其实在去年,媒体在炒作“状元退学港大”的事件时,对刘丁宁的报道都缺了一个最该厘清的问题:在刘丁宁眼中,什么才是“纯粹的国学”?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凡是一个真正求道“国学”之人,至少不应该是从《百家讲坛》去理解国学。这也是让人觉得遗憾的,偌大一个社会,不曾有一位真正理解国学的前辈,在举国关注的时机,在小姑娘面临如此重要的人生抉择之时,站出来告诉刘丁宁,告诉其实同样或困惑或误解的关注“国学”的人们,何谓“纯粹的国学”。

  或许我们应该翻出鲁迅当年为北大二十七周年校庆所写的一篇短文读一读。在那篇文章中,鲁迅指出,北大的精神是常“新”的,新,就不可能纯粹。北大中文系从新文化运动时开始,就是反国学的大本营,那些真正的国学大师,林纾、严复、刘师培、姚永概们,早就被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冲走了,北大在民国的学术传统,就是以“新”著称,哪里有什么“纯粹的国学”?

  民国时真正的国学重镇,一在中央大学,一在中山大学,另外则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这些以古为则,力矫时弊,不趋时、不媚新的学校,真正传承了国学的道统。而全国解放之后,各地高校中文系,废弃古学,学苏联开设文学史课程,传统的学术文化的气象几遭殆尽,国学所需要的通人之才,更是无从谈起。而香港、台湾高校的中文系或者国文系,反而保存了民国时的教育传统。人家根本不开设嚼饭喂人的文学史课程,而仍像民国一样,把诗、词、文、曲各体文选及写作当作必修的基础课程——这才是纯粹的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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